诠释学摒弃主客观两分图式，其理解经常是主客观并存，具体在事实与规则之间，适用者在推论时，不是被动地将案件置于法律之下，完全抽身于案件过程之外，相反，他扮演着一个积极建构的角色。
贝蒂等认为，（事实的）法律诠释学的任务并不是理解既有文本，而为旨在弥补法律或法学理论缺陷的措施，具有规范的性质。另参见刘放桐等编著《新编现代西方哲学》，人民出版社，2000年，第506－513页和第479－481页。
[44] 注41，Larenz/Canaris，S．34． [45] 同注1，加达默尔，《真理与方法》，第423页。在理解的前理解之条件背后，还有解释者的立场问题。通过比较，人们可发现，这一个案与规范预设的个案集合在集会上相同，在携带物上有相似的危险性。[32]考虑到对不同知识传统的熟悉和理解程度，这里仅限于对一些德国学者的看法作些简介。于是，诠释学被作为避免误解的技艺来理解。
[25] 同上，第423－424页。这一来，在规范缺席时，适用者的解释更是法律。〔21〕参见前引〔11〕，Kaufmann，S.73。
例如克里安（Kilian）把判决过程拆分为以下阶段：问题的提出-目标-收集选择方案-收集信息-选择方案的挑选-选择方案的详细解释-学习过程。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、内容具体确定等确定性规定。如德国的施米特（E.Schmidt）认为，判断是在两个严格分立的、时间先后相继的行为中，即先客观中立地、不带任何先见地、纯认识地去探求事实，再不受外来干扰、不带政治立场地去寻找法律，以推论方式作出的。二者关系相适应与否，从应用法律的特点看，取决于规范，只有不确定的规范，没有不确定的事实
如菲肯齐尔（W.Fikentscher）就拒绝等置理论，他说这一理论有在逻辑上不可描述、不可能进行三段论推论、只提供或然性判断等缺陷。〔7〕参见前引〔3〕，Kaufmann，S.90—16。
〔6〕在中国，法院以无明确规定而拒绝受理案件的情况时有发生，如2002年西南某高校女学生因未婚怀孕被学校勒令与其男友一道退学，两学生以学校侵犯自已的受教育权和隐私权为由提起行政诉讼，但法院以学校勒令学生退学是内部管理行为，不属行政诉讼和法院管辖为由驳回起诉。等置模式集中表现为在事实与规范之间进行等置。解释和诠释发生在设证、归纳、类比、演绎过程之中，它们涵盖事实和法律两方面。但由于事实与规范不可相互推导，推论模式不仅与二元方法论有别，而且没能回答：如果应然中没有实然的成份，应然不对实然开放，实然中不包括应然的成份，实然不对应然开放，如果在应然和实然之上不存在一个共同的上位概念，何以使应然适应实然，使实然适应应然，何以能根据规范对事实作出推论？质言之，推论模式推论的根据不清。
在等置中，法律判断的形成经历了诸多阶段，视不同的事实与规范之间的关系，要单一或交叉地运用到各种方法，所以，最后要对上述模式与方法、各种方法的关系作一概括： 法律判断模式在法律判断的形成中，起着决定进行判断的着眼点、提出何种问题、如何回答问题、回答问题的方法的作用。（16〕参见朱庆育：《私法推理的典型思维：从司法三段论到意思表示解释理论》，载郑永流主编，《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》（五）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44页以下，第82页以下，第162页。他本人也承认：确认事实的推论过程不完全是逻辑推论的过程，同样地，寻找法律规范的推论过程也不纯粹是逻辑推论的过程（第11页）。显然，考夫曼的等置模式将类比作为等置的核心。
〔17〕如：张保生：《法律推理的理论与方法》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。为了区分可直接应用法律与不可直接应用法律这两种情况，我以为，依法律扩张的程度不同分出法律发现与法律适用，对实现这一区分没有意义，不如将法律发现定为不可直接应用法律的情况，不论法律扩张的程度如何，而将可直接应用法律的情况仍称作传统意义上的法律适用。
参见上引，Kaufmann，S.70，。二是法律获取，即法官在哪里去寻找适合个案的法源及法律规范的活动。
与传统主流看法相对，少数派主张二者无本不同，如阿图尔？考夫曼（ArthurKaufmann），它们只是在法律扩张（指法律含义及外延的改变）的程度不同。相应地 ,法律判断形成模式包括推论模式和等置模式两种。还有人以为，法律的不完善不是什么缺陷，相反，它是先天的和必然的。正如孟德斯鸠所说，法官的判决不乎法律的精确复写，法官只需眼晴，他不过为宣告及说出法律的嘴巴。在解释和诠释时，除了传统的四要素外，还要考虑到其他许多因素：结果考量、法的稳定性、法的统一性、是非感、公道、实践能力等等，它们常常是循环进行。〔25〕由于规范抽象地概括出典型的事实，类事实，对规范与事实进行等置，实际是对待决案件与由法律认为是无疑的一类案件进行等置，去发现是否存在意义的同一性。
规范陈述为个案所设置，关于事实的观点被还原到关于规范的看法上。（5）事实与规范关系形式相适应实质不适应。
注释： 〔1〕 德国法哲学家阿图尔·考夫曼曾对实然与应然各自的内容作了如下对比归纳：感觉世界—理智世界，现象之人—规范之人，后天的—先天的，直观—概念，现象—本质，经验的—超验的，体验—思考，固有的—超越的，敞开的体系—封闭的体系，词序学—公理学，事件—规范，具体的、实在的—抽象的、一般的，事实上的强制力—精神上的权力，实效性—有效性，他律—自主，强制—自由，因果性—目的性，事情—本质，基础—上层建筑，利益法学—概念法学，法社会学—规范法学……考夫曼还总结了历史上关于实然与应然关系的三种基本观点：实然与应然是一致的（一元方法论），实然与应然是不一致的（二元方法论），实然与应然是等值的、相互关联的（对极方法）。推论模式从二元法律观及方法论出发，认为判断的大小前提是分别形成且是既定的，关注的问题是法律应用的大小前提之间的形式推论过程，对内容不闻不问，解释+演绎便构成了推论模式回答问题的方法。
〔37〕面对它们人们当回答的是，判断者如何分别对待不同的问题情势，如何认识每个问题的复合性，如何用适当的方式去描摹这个复合性，这些都是尚未解决和值得专门研究的问题。这就赋予了等置的性质，不仅是决定和推论，也不仅是解释，而且也是积极的建构性行为。
后人将休谟提出的这一思想冠以休谟法则，能不能和如何从事实中推导出规范，几乎成为休谟以后的诸哲学和法学流派倾力解决的难题之一。〔36〕参见前引〔34〕，P.Mastronardi，S.171—172。法律应用活动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判断性，这已大体成为人们的共识。其中，设证、归纳、类比、演绎作为工具服务于建构大小前提。
〔4〕参见上引，Kaufmann，S.70，。法律可能和允许不被明确地表达，因为法律是为案件创立的，而案件的多样性是无限的。
惟有清楚的数字规定（责任年龄，注册资本）不存在扩张，可直接用演绎推理方式，其余概念、规定都存在着扩张（如凶器，危险方法）。但是，作为小前提的事实或案件，绝大部分不可能是精确依法律地发生，尤其是违法者不可能按照法律从事违法行为。
对推论模式的批判，早见于霍姆斯的著名论断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，而一直是经验。宽泛上还包括有关明确列出的权限、程序、生效范围、效力等级、主体身份、结果犯的规定，这是极少数可直接通过演绎推理方式应用法律的情况。
三、如何等置？一般路径及方法概观 法律应用主要是法律发现，在法律发现中的法律判断形成先有一个等置过程，等置要解决法律判断的大前提与小前提之间相适应的问题。从实际操作经验上看，法律者形成一种法律判断大体上沿循着一个一般思维过程，因为思维总是有始有终的，但未必是机械化的流水作业、线性直向发展，而是视事实与规范之间的不同关系，在这二者间往返。只是在1907年，齐特尔曼（E.Zitelmann）提在法律中存在漏洞，后来，人们把填补法律中的漏洞这种创造性活动视为法律发现，但认为法律现只是法律应用中的特殊情况。〔21〕他的这种对立统一的一元方法论，既否定了二元方法论，也解决了推论模式没能回答的事实与规范不可相互推导的难题，但他意不在替推论模式回答这一难题，而是要寻找一个替代推论模式的模式，这便是所谓等置模式。
该文载R.Alexy，R.Dreieru.U.Neumann（Hrsg.），ArchivfurRechts-undSozialphilosophie，Beiheft44，1991，S.144—162。雍琦主编：《法律适用中的逻辑》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。
〔29〕这也就为推论模式的存在留下理由，它不应被完全抛开。历史上把法律应用看作是法律适用的人认为，法律判断通过推论便可必然地得出，演绎的三段论为推论工具，因为演绎是关于‘必然地得出的研究，〔9〕是前提与结论之间有必然性联系的推理。
〔34〕Zippelius，JuristischeMethodenlehre，8 Aufl.2003，S.90—91。〔27〕W.Fikentscher，MethodendesRechtsinvergleichenderDarstellung，Bd.IV，1977，S.202。
